專題：財經年會2025：預測與戰略

　　《財經》年會2025：預測與戰略暨2024全球財富管理論壇于12月13日-12月15日在北京舉行。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、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、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出席并演講。

　　蔡昉強調人口結構中蘊含的需求潛力。

　　他指出，中國的現實結構現象是老年人消費能力不足，“但不能說老齡化了，只好消費不足了。”

　　如果說居民消費不足，就沒法支持我潛在增長率。因此，必須說當年有消費能力的青少年、還有一定消費能力的勞動者群體，未來成為老年人，我們要讓他們繼續保持應有的消費水平，意思是如果你忽略了老年人作為消費者的功能，未來居民消費的能力就是不足的，也就沒法保障社會總需求的重組，也就無法支撐你的經濟增長速度。

　　因此，蔡昉強調，我們必須從收入的提高，從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等角度去提高居民的消費意愿，提高人們的消費能力。

　　結論就是，固然要在一次分配領域繼續保持擴大就業，繼續保持增加人們的工資收入，繼續保持鄭嘉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。

　　但與此同時，蔡昉表示，政府更能夠用上力的，也符合我們這個發展階段上要求的要做的事是擴大公共產品的供給，用它來保障居民的消費，保障人力資本的形成。

　　從一個規律性的現象來說，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，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，特別是政府社會性支出占GDP的比重是趨于提高的，而且提高最快的時期是在人均GDP12000美元到23000美元之間，我們把它叫“瓦格納加速期”，中國的2035年正處在這個時期。因此，我們的公共品要顯著地擴大供給。

　　但他也指出 ，現在我們面臨的制約：

　　一、社會保障仍然不足，而這個不足就導致了“現收現付悖論”。因為老齡化已經發生了，我們的養老保險制度是一個現收現付的模式，這種現收現付導致不僅老年人消費仍然不足，覆蓋率不夠高，均等化程度不夠高，他們的消費能力受到抑制。

　　二、就業的人群中，消費能力也不足，消費意愿也不高。

　　“因為他面臨著三重負擔，一是他作為社會養老保險的繳費者，二是他作為家庭老年人的贍養者，三是他們知道自己退休的時候人口的撫養比、贍養比會受到變化，他們可能會遭遇到養老金支付的難題，因此他們就要進行預防性儲蓄。”他說。

　　因此，三重負擔使得他們的消費能力不強。蔡昉表示，我們現在的人口年齡分布和消費支出分布不一致，大概從35歲—40歲開始，這部分人的消費明顯降低，這是一個巨大的困境，我把它叫“現收現付悖論”，大家看到，打破這個悖論不僅僅是增加他們的收入，更重要的是擴大基本公共保障，讓養老保險也好，其他的保險制度也好，讓他們能夠沒有后顧之憂，提高他們的消費意愿。

　　此外，蔡昉還強調，現階段提高公共品供給，擴大公共品的邊界是有可行性的。

　　他指出，因為我們雖然在加速老齡化，但是人口年齡的結構變化還讓我們產生一個機會窗口。我們有一個指標“人口總撫養比”，也就是沒有參加勞動的青少年、兒童和退出勞動力市場的老年人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，這個比重是在提高，這是我們的負擔。

　　但是它主要是由于老年撫養比提高造成的，但是如果沒有這些少年兒童撫養比的下降，提高的幅度就更大的。因此，這個人口結構的變化是從兩個方面有互相抵消的作用，意味著我們現在實際上出現了一些公共資源被節約出來的現象，需要我們能夠更好地去統籌使用這部分資源。

　　比如我們現在講托育資源的統籌使用，意味著托兒所和幼兒園要統籌使用。我們如果看《統計年鑒》，可以看到這些年小學的數量在顯著減少，幼兒園的數量也在顯著地減少，這就意味著“少子化”，孩子沒那么多了，不需要了這么多幼兒園、小學。

　　“這些資源如果能夠被統籌使用，一部分可以用到托兒所的使用上，（吸收）更小的孩子，減少大家的家庭負擔，讓大家更多愿意生孩子、養育孩子。另一部分資源可以用在教育的其他方面，把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，把高中教育納入義務教育，甚至把青少年這部分節約出來的資源用在老年人身上。”他說。

　　“因此，我們用這種削峰填谷的方式，還有公共資源的余地，更不用說GDP還在增長，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應該提高，自然公共支出的規模也就能夠不斷地擴大。”蔡昉表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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